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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2019-05-09 07:37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中国网络法律信息网小编    人气: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与实践① 

  │苗生明* 卢 楠** 

  [摘 要]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适应时代需求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贯彻。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各试点城市对制度适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多将轻罪案件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实践对象,对于重罪案件,尤其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适用该制度仍采取保守态度。结合司法实践,建议从分步骤、统筹推进重罪案件适用范围,确立更加合理的“从宽幅度”和评价标准,完善法律援助律师的法律帮助工作机制,完善诉讼程序的多元化设计等方面完善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自2016年9月正式启动为期二年的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以来,全国18个试点城市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各地多将轻罪案件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要实践对象,而且在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办案流程和技术保障等诸方面也多有建树,富有成效,这体现了基层检察院、法院的创新精神和改革活力。但在分、州、市检察院和中级法院,对于重罪案件②,尤其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适用这项制度则显得有些保守、顾虑重重,试点效果未能充分释放。那么,重罪案件能否广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哪些因素制约了该制度在重罪案件中的广泛适用?具有独特管辖规定和办案特点的分、州、市检察院层级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些是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思考(略) 

  二、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探索 

  2016年12月开始试点工作至今,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二分院”)选取重罪案件20件20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命案、毒品犯罪、证券犯罪等多个领域,取得较好效果。 

  (一)主要做法 

  1.全面理解制度意义,积极审慎推进案件适用。一是切实贯彻、主动调研。试点工作启动后,二分院在全面学习、理解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从刑事、经济犯罪等部门选择重罪案件进行制度试行,开展试点工作。同时,为准确适用该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形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与实证研究》《二分院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调研报告》及案例集等调研成果。二是审慎选择、全面论证。二分院在案例选取、程序推进过程中始终秉持严谨态度,案件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均严格依法,甚至采取了比普通案件更高的证据和程序标准。三是稳妥推进、观摩传导。试点初期,为稳妥推进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协商建议的权威性,二分院主管副检察长、部门主任等带头进行制度实践;适用过程中,主动与侦查、审判等单位就制度适用、量刑建议等问题进行沟通,力求达成共识。同时,通过邀请北京市纪检、人大、公安机关、兄弟院等单位观摩庭审的方式,加强制度宣传,并通过庭后研讨强化沟通、协调。 

  2.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保证案件质量。实践中,对于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证明标准如何把握,能否适当降低存在不同认识。但重罪案件,尤其是命案、重大毒品案件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往往涉及更加复杂的事实、面临更加严厉的刑罚。二分院要求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严格掌握证明标准,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以避免“疑罪从轻”,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例如,二分院办理的数起疑难复杂案件,提起公诉的标准并非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是有罪供述与在案客观证据相互印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证明标准未降低,并不意味着证明规则也要完全一致。由于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在证据基础上和被告人诉讼权利要求上存在明显不同,势必导致对认罪认罚案件不需要像不认罪案件那样进行严格、全面的证明。④ 

  3.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与辩护律师形成良性互动。一是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辩护权。鉴于试点阶段多数律师对制度并不熟悉的情况,二分院在办案过程中,以《试点办法》和北京法院、检察院等机关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为依据,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释法说理,充分告知双方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诉讼程序和诉讼权利,并提出明确的定罪意见和量刑建议,确保犯罪嫌疑人真正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自愿认罪认罚,并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二是与辩护律师良性互动、推动制度进行。二分院充分注重辩护律师在协商程序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全面沟通与其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制度顺利进行。首先,就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多次、充分交换意见,最终达成共识,此间辩护人的辩护作用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其次,在基本事实确定的基础上,对制度适用、定罪量刑、退赃赔偿等问题充分沟通。通过辩护律师将制度适用的后果、程序和权利传导给犯罪嫌疑人。在多起疑难复杂案件中,辩护人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就是否适用制度作出的专业性、中立性的判断,对说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起到了积极作用,辩护人对于制度的适用也给予了充分认可和良好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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