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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杀人是法律容许的行为吗?

2019-01-09 18:57     来源:未知     编辑:法律信息网99    人气:
复仇杀人是法律容许的行为吗?

伦理学上的两难问题

有一群小孩,在两条铁轨上玩耍。一条已经停用,另一条正在使用中。只有一个小孩选择在停用的铁轨上玩,其他的小孩都在另一条上——包括你的孩子。这时火车来了,而你正站在铁轨的切换器旁。此时,让火车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依据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则:增加幸福、减少痛苦是理性的。所以你要选择切换铁轨,牺牲一个小孩而换取其他小孩的性命,避免更多的牺牲,你无罪;或依康德的看法,法律是维护正义的,切换铁轨会害死一个无辜且守秩序的小孩,说明你已经犯了故意杀人罪。如果你无动于衷,虽然会有更多小孩因此丧命,但你置身事外,你无罪。这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呢?

西方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救一群小孩,因为那是“经济”的;而法学家们则要求你置身事外,因为那是“理性”的;道德学家们则众说纷纭,如果你切换铁轨,他们会骂你自私自利,害死了那个无辜的孩子;如果你无动于衷,他们又会说你毫无人性,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救。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使我们的伦理观陷入了困境。

复仇杀人是法律容许的行为吗?

电车难题

复仇是可取的行为吗?

伦理的两难困境不只出现在理论领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难题,其中一个典型的就是“复仇”。

古代复仇事件层出不同,在《新唐书•孝友传》中就记载了许多复仇的故事。

太宗时,即墨人王君操的父亲在隋朝末年被仇人杀死了。之后仇人逍遥法外,无所忌惮。贞观年间,君操携刀将其砍死,然后去向刺史自首说:“父死凶手,历二十年不克报,乃今刷愤,愿归死有司。”唐太宗知道后,免了他的死罪。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杀害仇家,然后向官府自首,也被免了罪。似乎唐朝的法律能容忍复仇后自首的情况。

武则天统治时,下邽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害。很久之后,徐元庆才杀死赵师韫,为父报仇,并最终向官府自首。武则天想按往常的惯例,赦免他死罪,这时候陈子昂写了篇《复仇议状》,扭转了人们一贯的看法。

复仇杀人是法律容许的行为吗?

陈子昂(659~700)

陈子昂论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

陈子昂《复仇议状》开头就说:“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在他看来礼跟法是不一样的,二者的目的存在区别。即所谓“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刑法用来禁奸、防乱,从消极的方面为维护稳定,保障社会利益;礼则从积极的方面来提升人们道德,推动社会的发展。陈子昂又说:“修礼治内,饬法防外。”认为礼和法有内外之分,二者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因此要尽量调和它们的矛盾,“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

礼和法之间的矛盾在徐元庆的案子上犹为明显,用道德、礼仪的观点看来,徐元庆为父报仇实在是天经地义,而且他在复仇成功后,没有伤及无辜,而是主动自首,因此应当表彰的他的行为,作为劝化的典范。如果把他杀了,就等于说明讲仁德不能得到益处,最终被当成作乱一样处死。

从法的角度来说,徐元庆毕竟犯了杀人罪,不应该逃过死刑的惩罚。如果纵容他的复仇行为,那法律条文就成了空纸。所有人都有儿子,所有人都有仇人,这样杀来杀去,冤冤相报何时能了?所谓“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法律是公众制定的,是公法;仇恨只是他自家的事,不能为了他个人而破坏了公法。

因此,陈子昂主张杀了徐元庆,让他伏法,同时表彰他的事迹,让他有杀人成仁、舍生取义之美。即“如臣等所见,谓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之后,唐玄宗年间,有一个叫张琇的人。他的父亲被汪万顷以谋反罪杀害,并流放张琇及其兄张瑝到岭南地区。许久之后二人才逃回来,张琇与张瑝在夜间狙击了汪万顷,将其杀死。然后想继续到江南去杀其他仇家,不料被官吏捕捉住了。中书令张九龄认为应该免二人的死罪,唐玄宗则不同意,说:“孝子者,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凡为子,孰不愿孝?转相仇杀,遂无已时。”跟陈子昂的观点一致。于是杀了这两兄弟,当时的百姓都很同情他们,主动为他们收尸。

道德与法真的存在矛盾吗?

陈子昂的《复仇议状》暗含着礼法不一,道德与法律存在矛盾的观点。他认为应当遵守法律,同时做出适当的变通,在执行法律后,从道德上来表彰特殊的违法行为,试图调和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

比他晚生一百余年的柳宗元则写了一篇《驳复仇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述。柳宗元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礼法在本质上应当是统一的,即所谓“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复仇杀人是法律容许的行为吗?

柳宗元(773—819)

基于此,他展开了自己的论证。柳宗元认为礼跟法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防乱”的,即“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礼本身就有约束的意义在里面,并不局限于陈子昂说的“崇德”。礼法合一,二者都是为了“防乱”,只是在具体的运用上不同而已。

法律不能惩罚道德所表彰的东西,不然就是滥用刑罚;道德也不能为违法的行为叫好,否则就是蔑视法律。杀掉徐元庆又表彰他的事迹,非但没有调和礼法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加深了它们的矛盾,这是陈子昂理论上的自我矛盾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呢?因为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无罪而被杀,那是赵师韫在滥用职权,违法杀人,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这时法律早就腐坏了。它对违法的行为不进行纠正,失去了“防乱”的宗旨,这种法律有若如无。

培根曾说:“复仇乃一种原始的公道,人之天性越是爱讨这种公道,法律就越是应该将其铲除;因为首先犯罪者只是触犯了法律,而对该罪犯以牙还牙则使法律失去了效用。”这是反对复仇的依据。但是,在徐元庆复仇之前,如果法律不惩处违法行为,那它早就失去效用了——破坏它的是赵师韫及它自己,而不是徐元庆。这时就需要礼来发挥“防乱”的作用,进行补救。所以徐元庆杀害不法之徒,并不是越过公法去报私怨,而是代替已经失去效用的法律来维护正义。

这时候无所作为,互相包庇,使法律失去效用的执政者应当羞愧不已,哪里还有资格来判别人死刑呢?

另一种情况,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是有罪的,赵师韫杀他是依法办事。那么徐元庆的复仇行为不仅违法,而且根本谈不上礼义,他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又有什么值得表彰的呢?因为礼义道德所认可的复仇是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为前提的,并不是藐视法律、蔑视正义,不管是否曲直的杀戮。从这点来看,礼法不仅都是“防乱”,而且都在维护正义。

因此,陈子昂的《复仇议状》非但没有成功调和矛盾,而且自己就陷入矛盾之中。毫无疑问,法律要走在道德的前面,如果法律判定复仇者死刑,而道德却一片非议,说明这个判决不够完善,还有商量的余地,需谨慎考虑。

韩愈对于复仇的看法

数年之后,唐宪宗仍无法理解礼法之间统一的关系,于是下诏说:“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柳宗元的好友韩愈写作《复仇状》,做了进一步的辨析,他认为复仇有两种,针对它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复仇杀人是法律容许的行为吗?

韩愈(768-824)

第一种是“百姓相仇”,如果亲人无辜被杀害,那么按理来说是可以报仇的,法律在审判时需酌情考虑;

第二种是“为官所诛”,《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意思是说父亲罪不当诛却被国家机关处死,儿子就可以报仇。韩愈认为这种做法已经不能够执行了,因为国家机关并不是具体的个人。儿子如果要报仇的话,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他能找谁去报呢?因此,他需要做的是为父亲洗清冤屈、进行平反,并讨取赔偿。

因此,韩愈认为复仇案不同于一般的凶杀案,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进行慎之又慎的考虑。即“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石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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