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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客观中立还是一味地追求有罪?

2019-04-13 19:05     来源:未知     编辑:法律信息网99    人气:
应该客观中立还是一味地追求有罪?

三年前,我从检察院辞职出来做律师,完成了从控方到辩方的转换,坐到了公诉人的对面,继续通过细致精准的法庭质证、唇枪舌剑的法庭辩论,继续完成一场又一场的庭审。
做律师后,我发现有的人工作时间久了之后,产生了一定的有罪推定思维和重刑思维,并且带着这种思维去办案。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现象在部分办案民警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单从法条上来看,这不属于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国家为什么要颁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为什么要授予公检查处和指控犯罪的权力?
为何要求法检收集无罪和罪轻的证据呢?
因为在现代国家,任何一个公民被犯罪行为侵害后,都不被鼓励和允许私下采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方法进行私力救济,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社会将成为混沌的江湖,将成为蛮野之地,与文明、理性等价值相悖。
那么该如何处理社会上发生的这些犯罪案件呢?
此时就需要通过立法授予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权限、授予检察院审查案件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权限,通过侦查,收集证据,去证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了犯罪。
但立法的目的和初衷都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并根据其犯罪情节的轻重做出客观中立地处理,确保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
办错案、判错人不仅冤枉了无辜的人,耽误了抓捕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而且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会损害司法威信,对国家和整个社会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不是法律的目的,也不是普通民众愿意看到的。
正如德国米特迈尔所说:“检察官应仅力求真实与正义, 因为他知晓, 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 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和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合国家的利益。”
同时,追诉犯罪是一种权力,可能剥夺自然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要求控诉机关客观中立地收集无罪证据和罪轻证据。
最重要的是,从本质上说,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侦查、指控犯罪的活动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执法行为,即执行法律的行为,因此,需要遵循现代执法的合目的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等合理性原则。
相对而言,行政执法是侵害公民权利比较轻微的领域,而广义上的刑事执法是侵害公民权利比较严重的领域。两者都是国家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法律,确保符合立法目的的活动。
现代法律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贯彻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高效便民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权责统一原则。而合理行政原则追求公正、权利、平等、正义,属于实质行政范畴。
其包括三个子原则:
❶ 公平公正对待原则。行政机关要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同时,面对同等情况应当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应当区别对待,不得恣意地实施差别待遇。
❷ 考虑相关因素原则。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时,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相关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
❸ 比例原则。又称“禁止过分”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是指行政权尤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应当全面权衡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个人利益,尽量采取对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相关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并使其与所追求的行政目的之间保持平衡。
而比例原则包括以下三个子原则:
❶ 合目的性。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必须符合法律目的。在多数情况下,法律会对其立法目的作出明确规定。
❷ 适当性。是指行政机关所选择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应当为法律所必需,结果和手段之间存在着正当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就需要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拟采取的措施对达到结果是否有利和必要。
❸ 损害最小。是指行政机关在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某一行政目的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如果能够用较为轻微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就不能选择使用手段更激烈的方式。
举轻以明重,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更加轻微的行政执法都要求符合合理性原则、都追求公平正义(实际上追求公平正义是所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共同目的和根本目的),那么可能剥夺公民生命的刑事领域的执法更应该执行合理性原则,更应该注重公平正义。
对这种刑事执法活动而言,合目的性原则体现在贯彻落实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即“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办对案、抓对人,不殃及无辜,尽量避免冤假错案;比例原则体现在确保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体现适当性。
如何避免冤假错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呢?这就需要侦控机关客观中立,重视无罪证据。
如何做到罚当其罪呢?这就需要控方重视罪轻证据,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去定罪,减少个人主观上的随意和恣意。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故意或无意忽视无罪证据、制造冤假错案、片面追求轻罪重罚,那么公正执法处于一种偶然和不可控的状态,那么可能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可能会产生不公正的行为和结果。
有权利必有救济,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或线索证实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该犯罪,那么办案机关理应予以核实。如果确实是无辜的人,理应尽快解除强制措施,马上停止对其进行刑事追诉。如果抓错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办案机关理应马上调转方向去查获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而不是将错就错,人为地制造一位新的被害人(即被抓错的犯罪嫌疑人)。
所以,对于无罪线索需要重视。因为它能帮助办案机关准确办案。
通过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罪轻的证据,可以让犯罪嫌疑人感受到公平公正,感受到自己的每一点善和每一点恶都对自己的量刑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作用,从而对最终的判决心服口服,从心底去改恶从善,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如果一味地从重,或者对从轻因素无理由地反对,那么犯罪嫌疑人难免会对办案人员和公诉行为产生抵触心理。这样的办案效果可想而知。
因而,对于罪轻线索需要一视同仁。因为它能帮助司法机关达到最好的刑罚效果。控诉机关指控犯罪的前提是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因为只有客观公正,才能有效地避免办错案,才能使案件不被自己的偏见所左右。而律师能为办案人员提供另一种思维和视角,有助于防止其办错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律师是办案人员的帮手。
在客观中立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冤假错案,该重则重,该轻则轻,这才是控诉部门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因此,办案人员需要及时转变理念。
我们也要认识到,办案是通过事后收集证据和线索,会受到部分证据遗失、侦查手段有限、认识产生偏差等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需要社会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尊重司法规律,其实是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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