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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的差别

2019-03-05 14:14     来源:未知     编辑:法律信息网2    人气:
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化的差别





  一、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律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三千年左右,而且没有中断过,因此沿革清晰,内容丰富,资料浩瀚,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是仅有的,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法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法律以其所具有的鲜明特色,以及它对周边国家的深远影响,而被世界公认为五大法系之一。

  根据地下文物秦简的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秦国已经有了调整范围相当广泛的法律,其法律释文的准确统一,诉讼程序的初步制度化,以及法医学知识的具体应用,都雄辩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法律水平居于世界的先例。

  至公元7世纪初,唐朝建立以后,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了繁荣的程度,唐朝的法律也趋于成熟和定型,并且奠定了唐以后封建法律的基础。被世界公认的中华法系,就是在唐代形成的。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法律是中国封建法律的完备型态,无论是行政立法、民事立法、经济立法、刑事立法、诉讼立法都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

  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从男耕女织中基本上得到满足,而不依赖于市场。作为社会基础的家长制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承担国家各项义务的基本单位,因此得到了国家权力的维护。国家政权组织,从进入阶级社会起便实行专制主义的制度,而且沿着螺旋上升的轨迹不断强化,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障碍。就文化而言,以纲常伦理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被统治者奉为国家文化,是教育与科举考试的根本依据,也是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法律特有的传统。

  (一)礼法互补,综合为治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祀神祈福的仪式。由于礼具有因俗制宜的功能和精神威慑的力量,因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被改造成为适合国家统治的行为规范。西周初期,周公制礼,把礼的规范系统化,并以尊尊亲亲作为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尊尊为忠,旨在维护王权;亲亲为孝,旨在维护父权。可见通过制礼把政治与伦理沟通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

  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维护等级秩序,因此明礼、隆礼成为贯通过中国古代四千多年的治国方针。

  在礼和法的关系上,首先,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譬如纲常之礼便是历代封建法典最基本的内容。其次,礼影响着定罪量型。《唐律》之所以被推崇,就在于它“于礼以为出入”,凡是违礼之罪要加重刑罚。最后,礼法互补,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具体表现:第一,礼侧重于预防犯罪,所谓“导民向善”,“禁于已然之前”;法侧重于惩罚犯罪,所谓“禁人为非”,“禁于已然之后”。第二,以礼的规范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汉初实行的“引经决狱”就是引礼入法、以礼补法的重要表现。第三,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历代凡专任刑罚者被视为“致乱之源”,而推行“礼主刑辅”者被誉为“治世之端”。《唐律疏议·序》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褶须而成者也”。礼的差等与法的特权性是一致的,礼法互补,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礼法互补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

  (二)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一致

  西汉大儒董仲舒,最早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天”联系起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并以天尊地卑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主从关系。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他鼓吹“天子受命于天”。为了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也以天意为说词,说:“差贵贱,本之天”。经过董仲舒的说教,三纲五常被神化了,违背三纲五常便是“反天之道”。

  发展至宋朝,以朱熹、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将三纲五常奉为“天理”,谁违背了纲常就违了天理,要受到不可逃脱的惩罚。其目的显然是维护以君权为至高无上的等级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性。

  作为国家重要活动的立法也要遵循天理行事,于是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三纲,便成了封建立法的基本原则。随着礼法不断合流,天理也不断法律化,可以说天理体现为国法,国法是天理的化身,天理与国法既相通又相合。天理赋予纲常以神圣的威严,国法又对纲常的稳定统治以刑罚的强制保证。朱熹曾说:“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

  从董仲舒到程朱理学家不仅沟通了天理与国法的联系,而且还从天人感应出发,将天理、国法、人情三者联系起来,以国法为中枢使三者协调一致,以确保社会有序、国家稳定。封建国家一方面要求官吏不得“舍法用情”“违法徇情”。但另一方面针对特定情况也主张“法顺人情”,甚至“舍法用情”。以明法自恃的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悯宥犯死罪的功臣,而自己请罪于天。以执法严格著称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经为孝子屈法。封建时代的人情,有些是符合当时社会流行的并被广大民众认可的情理。因此法情并重看来是矛盾的,实际是统一的。执法以体现封建的法治主义,顺情以适应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公认的道德准则。从大量的案例可以看出法顺人情之“情”,多与纲常伦理有关,为了夸张纲常伦理的作用,可以屈法顺情,这不仅无害于国法的权威,还可以标榜统治者的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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