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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统中国“法治”三重价值

2019-03-20 11:46     来源:未知     编辑:法律信息网    人气:
媒体:传统中国“法治”三重价值

传统中国“法治”三重价值

随着清末西方列强强势东来,西式观念、学理、价值体系对中国形成了强烈冲击。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对传统大加批判一时间近乎成为了时尚。后果之一是将古代中国判定为人治社会,并冠以落后等否定性评价。类似这种为了决裂旧传统而为之的自我批判在那个“革故”的时代极其普遍,效果也颇显著,可以说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不过其中大多使用了过分偏激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免与历史事实差之弥远。当下已然进入了“鼎新”的时代,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本,兼收并蓄人类其他优秀文化已为大势所趋。因此,必须重新理解传统法文化。
 
首先须得认识到,中国历史上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法治”出现的时间非常之早。如果我们把《尚书》中《禹贡》《洪范》两篇的内容看作是对禹夏王朝政治社会的追忆,那么至少从夏代起,严格规范化、法律化的权力运行和社会治理体制已然成型,可以算得上是法治的雏形。到了战国时期,墨家、黄老家、法家甚至儒家都围绕“按法而治”这个核心命题作出了细致且完整的理论创建。尽管各家的立场、方法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不过总体而言,“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算得上时人普遍认同的前提。当时的“法治”理论大都包含三个层次,概要如下:
 
治术层面的“法治”
 
治术,简单地说就是治理的技术、方法。治术层面的法治,用战国的话语来表达就是“按法而治”。相关论说属于“法术论”,讨论如何使法运行于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并发挥作用。其中“法”是一种规范和标准的概称。这些规范的名称不一而足,除了常见的法、律,还有典、宪、彝、常、则、刑等,以及表现为“制度之节文”的礼,当然还包括类似习惯法的不成文盟、誓、约和惯例、礼俗等等。时人认识到,按照法来治国又是动态的过程。如何处理这一静一动之间的关系,以求得富国强兵乃至于治世、得天下等目标是当时知识人最关注的话题。
 
治术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一是规范、约束权力运行;二是形成、维系社会秩序。对应到法术论表现为:一则君主如何以法治臣;二则君臣如何以法治民。这两方面正是战国中后期各家关注的重点。
 
君臣关系问题,代表性论说如商鞅之“法、信、权”、申不害的术论、慎到的势论以及韩非的法术势并重说,所针对的实际上主要是如何治官吏,防限治权的滥用与私化。基本出发点目的方面,各家主张并无二致,大抵如《韩非子·爱臣》所云“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差异在于成就法治的技术如何具体展开与落实。儒家的类似主张可见于《周礼》“以八法治官府”(《天官·大宰》),以及“凡作民而师、田、行、役,则以其法治其政事”(《地官·党正》)。
 
以法治民,即“置法以民”(《礼记·表记》)。它涉及到社会秩序与民心两个方面。通过规范化社会治理营造有序的社会局面,本就是法的基本功能,故战国诸子每谈法治,即便伴随着秩序化的要求。而官吏按法、守职分而行治权,乃是基本要求。如《尸子·发蒙》曰“若夫临官治事者,案其法则民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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