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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2019-03-17 19:01     来源:未知     编辑:法律信息网99    人气:
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曾三次呼吁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的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在去年提交的政协委员提案中建议对该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

201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提出:“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让朱征夫看到了希望。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呼吁四年,收容教育制度的废除终于“指日可待”。

今年两会,朱征夫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他建议应在废止决定里增加合宪性说理,以提升宪法权威。 据了解,他今年的提案亦是加强人身自由权的保障相关。他在提案中建议,刑事事案件二审应以开庭为原则,企业家经济犯罪一律不羁押。

 

谈收容教育制度有望废除:

制度废除各界已有共识

南都:你曾于2014年、2015年、2017年三次在全国两会提出废除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制度的提案,去年是建议对此启动合宪性审查,几次答复有何不同?

朱征夫:前三次只有一次是有书面答复的。第一次有关部门书面答复称这一制度对维护社会秩序、防范性病蔓延、净化社会风气有作用;第二次是有关部门口头转告,说是正在考虑废除;第三次没有答复,不知道谁在承办。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我当时就感觉到宪法的权威性更受重视,所以去年两会我就从合宪性审查角度写了提案,期盼能早日废除收容教育制度。

南都:去年递交议案之后,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朱征夫:2018年12月,人大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议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这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能感觉到,对制度的废除,各界已有共识。

去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曾为此到广东调研,广东省人大专门组织了座谈会,邀请我参加,还邀请了公安、计生部门、卫生防疫等部门。在调研中,包括公安部门也反映收容教育在实践中用得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基本可以取代收容教育制度。

多地公安部门也意识到收容教育制度程序上存在一定问题,主动减少适用,从那次座谈会的情况看,各界对废除收容教育制度已有共识。

南都:你对收容教育制度废除有何期待?

朱征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报告,收容教育制度的废除应该说是“指日可待”。

从废除程序上来讲,我觉得跟当年劳教制度的废除应该有所区别。比如按照宪法、立法法相关规定,由有权提议案的机构来提出议案,提请表决。在废止决定里,能不能比劳教制度废除更进一步,增加部分有关合宪性说理的内容,把废除的原因讲清楚。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广大公众的宪法意识,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宪法权威。

南都:收容教育制度废除后,如何与其他法律衔接?法律如何惩治卖淫嫖娼行为?

朱征夫:收容教育制度主要法律依据是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据此制定了《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后来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卖淫嫖娼刑事方面的内容已经吸收到刑法当中。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行为也有所规定,可以进行拘留、罚款。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完全足以应对上述问题。

谈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低:

书面审理易导致冤假错案增加

南都:你在今年提交的提案中呼吁刑事案件二审应当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严格限制不开庭审理的适用,为何会关注到这一议题?

朱征夫:我们在为当事人辩护的刑事案件中发现,涉及公民几年、甚至十几年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二审经常不开庭审理,对于民事案件的二审,却是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甚至将二审开庭率作为法院工作的一项考核指标。这就造成了主要标的为财产民事案件的二审基本全部都开庭审理、而涉及到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的二审却大部分以书面审理的奇怪现象。

南都: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低原因是什么?

朱征夫:主要的原因是依据刑诉法规定,对证据事实的认定、证据不服上诉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应当开庭,但是否影响定罪量刑完全由法院说了算,法院自由裁量空间太大了,导致诉讼法的这一条规定经常被滥用。二审开庭率低说明对当事人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重视不够。

还有法官可能受到来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影响,导致在开庭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认为案件改判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干脆不开庭。

我认为只要涉及对一审事实认定、对证据的认定有异议,提出上诉的,都应该开庭。对于上诉人或辩护人提交新证据的上诉案件,原则上均应开庭审理,对新证据进行质证。如果没有新证据,但当事人一审主张无罪二审也主张无罪的也应当开庭。

南都:不开庭的情况下,进行书面审理的弊端是什么?

朱征夫:书面审理不一定产生冤错案件。如果仅仅就法律的适用提出上诉,进行书面审理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就事实和证据提出上诉,应该听当事人说一说、听律师再辩一辩,为什么对事实认定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他构成犯罪?

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有新的证据只是提交给法院,就缺少了对新证据举证质证的过程。少了一次开庭、辩论环节,直接造成的结果是对当事人程序不公,也导致二审改判率低,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增加。

谈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

应对涉企业家经济犯罪案件全面复查

南都:你提出对涉企业家刑事案件一律不得羁押,是不是对企业家“网开一面”?

朱征夫:这并不是专门为企业家们网开一面。对普通公民涉嫌经济犯罪来讲,因为不是暴力犯罪,取保候审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按照刑事诉讼法本来就应当以取保候审为原则,但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做到,反而是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

企业家和普通公民一样,经济犯罪并不具备社会危险性,按道理都不应该关、也都不能关。

相较于普通公民,企业家更容易受到选择性执法的伤害,所以我先从企业家提起。这就像改革先在某个地方试点一样,绝不是给企业家“特权”。我在提案的最后一段中也写到:经济犯罪不羁押也要适用于普通公民。

南都:司法实践中为何会存在对企业家行贿超范围定罪的现象?

朱征夫:刑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就行贿认定有罪,必须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有时候没有遵守这一条件,导致超范围定罪。

南都:对这样的超范围定罪如何防止?

朱征夫:这就需要对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行严格区分。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按照司法解释加以甄别。

南都:去年以来,中央层面加大了对涉企业家冤错案件纠错力度,对此有何建议?

朱征夫:纠正冤案,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但力度还可以更大一点,应正视现实,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法律负责。

此外,我认为还应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犯罪案件、当事人一直在持续伸冤的案件,主动进行全面复查,做到有错必纠,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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