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延缓法官退休年龄”
张志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官不同于一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司法技艺娴熟、德高望重的法官不得不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阶段，迫于55或60岁的强制退休年龄的规定，惜别自己的岗位，让人不胜唏嘘感叹！从理论上说，“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也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法官是老的好，律师是少的俏”，一语道破高品质司法对法官年资阅历、心智名望的倚重。从制度设计的逻辑来说，如果我们基于司法裁判活动的内在要求，通过提高门槛、逐级选任等做法推迟了担任各级法院法官的年龄，那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身体健康、无严重品德瑕疵等)，也应该基于同样的考虑延缓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龄。这是避免司法资源浪费，避免法官在任内因心有旁骛而无法尽职尽能等各种弊端的必然选择。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也对“延缓”之说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在现阶段，如果从整体上审视我国法官职业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构成，对于在制度设计上是否应该作出延缓法官退休年龄的决策这一问题，恐怕我们还不能不做否定性的选择。“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之说应该缓行，主要考虑如下：
其一，“延缓”之说以合格的法官为对象，后者是法官职业化改造的目标，也是职业保障的前提。对于何谓“合格法官”，首先涉及法官的养成模式，对此，多年司法改革的努力已经累积出一个大致的制度轮廓：大学法科毕业、通过司法官考试取得资格、经过系统的任前训练、担任实习法官期满并经考核合格。尽管如此，就现阶段的情况看，这还只是一个已经树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的目标模式，却非现状：目前法官整体的学历状况远远没有达到《法官法》要求的水平，本科学历以上的人员平均在40%左右，如果考虑是否法律本科和获自正规法律院校的因素，这一比例还会大大缩水；从整体上说，中国法官也不是一个经过严格职前选拔的群体。尽管我们不能仅此而对法官群体的司法能力做不良评价，但职业化的确包含了强势的形式要求，不管实际能力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法官必需是一望而知的“品牌”。
其二，现阶段许多地方、尤其是其中的基层法院，法官严重短缺，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症之药是提高职业的“含金量”，解决进口不开，出口不畅，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延缓在职法官的退休年龄。尤其是，在现阶段我们不能假设法官自身不愿意到期退休。到期退休是法官的权利。在目前司法保障缺乏的情况下，法官收入不多、压力不小；地位不高、风险不小，因而还算不上一个条件优越的职业。到期退休，可能是多数法官的意愿；延缓退休年龄，则意味着制度设计上的不尽人情。从长远看，对于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在制度上不仅要设立作为权利的可以退休年龄，而且要设定作为义务的强制退休年龄，同时还要有针对特定情况的甄别变通程序，以折冲强制退休规定的刚性。
其三，在现阶段，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也很难为社会所认可。“延缓”之说在深层次上包含了对法官不同于一般公务员的职业特性的认识，但是，这样一种认识要体现于制度，一个必要的前提是社会认同。而在目前情况下，要把个中道理向业外人士、尤其是富有决策权力的领导人说清、进而说服，必定是很困难的。有不少学者批评不久前通过的《公务员法》，认为它对法官的职业特性缺乏应有的关照，但是，它却真实地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识水平。
总之，延缓法官退休年龄应该立足现状，在法官职业化改造的总体背景下予以考虑。中国法官的职业化改造过程是一个不断在业内外彰显法官职业特性，并完成相应的观念转变和制度设计的过程。考虑到在实践中“延缓法官退休年龄”只是一个在个别和局部意义上有必要的主张，在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造的大背景下，在一般决策上，“延缓法官退休年龄”之说应该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