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立法
应谨慎使用地方立法权
赵立新
地方性法规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涉及的领域广泛。然而在现行的立法操作层面，地方立法的准入机制并不规范，主观和人为色彩较浓，缺少科学的控制标准，这
其一，在当前地方性法规大多还由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的格局下，少数地方立法已然成为主管部门固化利益的工具。如在一些行政主管部门的操作和催生下，出台的法规都强调和凸显了管理权能(比如财权和事权)，却对公共服务职能及管理者的义务性规定涉及甚少或语焉不详，这已成为当下地方立法体制很难克服的痼疾。此种类型的立法膨胀态势绝非法治社会的正确方向；
其二，法律是相对滞后的调整手段，且需动用相当的社会资源。面对纷纭多变的现实生活，法律本身在一定时期内固定的，这也是法律稳定性的要求。作为成文法的国家，制定一部法律、法规或对原有法律、法规作出修改，都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所以，法律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同时，一部法律从出台到颁布、执行，必然耗费一定的立法资源、司法资源或执法成本，也就是说，社会本身也要为此支付成本。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律也并不是多多益善；
其三，地方立法膨胀必然导致法律泛化，最终损害法律的权威。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施行的，所以在各种社会调整手段中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严肃性。但如果动辄“用法”，势必导致法律的权威性下降，从而弱化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应有的作用也无从发挥。而另一方面，由于数量众多，地方性法规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屡有发生，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总之，既要崇尚法，信仰法，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要充分理解法律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谨慎地使用地方立法权，这应该是每一位立法工作者应有的法律观。
作者单位：吉林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责任编辑：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