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不过他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关於密杀之夜一段有点文学色彩的文字
夜色凝重。一辆黑色的顺风牌小汽车静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今威海路陕西路），然後拐了个弯，在威海卫路802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距着名的哈同花园不远，才不过10点钟，马路上已经一个行人也没有了。
车门打开了，跳出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他便是中央特科红队着名的枪手宋再生。他警觉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见一点动静也没有，便伸手打开了汽车後座门，一个身着黑色薄呢大衣、头戴黑色呢帽的男子跳下车来，他就是周恩来。紧随其後的是身着西装的赵容。（没记错的话，赵容便是康生的化名）
周恩来走到802号门口，还没敲门，门便打开了，周恩来和赵容走了进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又一辆汽车开到802号门口，中央特科的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等鱼贯闪进了802号。
这是顾顺章的住所，二层楼的新式石库门房子，刚刚建成不久，房间里陈设堂皇，一楼客厅搁着成套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整幢房子就住着顾顺章和他妻子张杏华。这幢房子离红队的一个秘密据点威海卫路805号几乎就隔着一条马路，万一发生点什麽事情，对马路的人也可以来照应一下。但是对马路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晓得顾顺章就住在802号，党内也只有周恩来，向忠发、赵容、陈赓等少数人才晓得顾顺章就住在这。
周恩来进了屋，顾顺章的小姨子张爱宝迎上前来。他笑容满面地讲：「唔，是周老板（当时党内许多人只晓得周恩来叫周少山，又叫伍豪），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你一向还好？」
周恩来笑了笑回答：「还好。顾太太在什麽地方？」
「在楼上和几个朋友打牌呢。」张爱宝回答。
周恩来眉头一皱，不满地望了望已经在这儿卧底的红队员责人王竹友，王竹友耸了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周老板，要不要叫杏华下来？」张爱宝问。
「不用了，我上去看她吧。」周恩来回答。
张爱宝帮周恩来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後引着周恩来走上楼去。只见楼上小客厅灯光通明，牌洗得哗啦哗啦，牌桌边上坐着四个人：张杏华、斯励、朱完白和朱完白的妻子，叶小妹正站在张杏华的边上照料着。
张杏华抬头发现了周恩来，连忙站起来：「周老板，好多日子不见了，在哪里发财？要不要摸上两圈？」
周恩来寒喧着：「不用了，不用了。」
「周老板，你是个大忙人，今天找我一定有什麽事吧！」她将张爱宝拉了过来说：「爱宝，你代我摸上几圈，我陪周老板说说话。」说罢扭着腰离开了牌桌，将周恩来引进她的卧室……
周恩来含笑朝牌桌上的其他各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料正好和斯励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双方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互相认了出来。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哥哥斯烈便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四一二」清党时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大刽子手。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顾顺章）也去了。」这也证明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苦，他跟着张杏华走进卧室，张杏华轻轻拉上了门，她招呼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然後从床头柜的香烟罐里抽出一根红锡包香烟，画了根火柴点上後回转身来问：「周先生，你叁更半夜亲自带了人来，是不是顺章出了什麽事情？」
周恩来望了她一眼反问道：「顾太太，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收到顾先生的信？」
张杏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哀哀地讲：「顺章出去，是从来不跟家里写信的……」
「那你有没有听到过点什麽消息？」周恩来又问。
「没有呀……周先生，你……」
周恩来沉下脸来，双目炯炯有神地逼视着她，神色严峻地说：「张杏华同志，刚才接到汉口方面送来的秘密报告：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
「什麽？顾顺章被捕了？」张杏华将烟头一扔，叫了起来。
在门口的王竹友、李龙章立即推门而入。
周恩来朝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出去。然後站起身来，跨前一步，将张杏华轻轻按在椅子上，又说：「小张，你入党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对党要说实话。」
张杏华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顾顺章这次出去，有没有给你留过什麽话？」
张杏华回答：「没有。」
周恩来又问：「那他有过些什麽反常的举动？」
张杏华紧张起来：「周先生，你问这些干什麽？是不是顾顺章他……」
「是的，他已经叛变了。」周恩来回答。
「真的？」张杏华一下子跳了起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
张杏华这一下反倒镇定下来，又从香烟罐里取了根烟，点燃後抽了起来。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那你打算怎麽办？」
张杏华轻轻地抖落了一下烟灰，叹了口气讲：「我是个女人，又没有多少文化，俗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能拿些什麽主见？我听顾顺章的。」
周恩来惊讶地望了她一眼，神情非常严肃：「张杏华同志，你怎麽可以说这样的话？你是共产党员……」
张杏华把烟蒂掐灭了，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周先生，实话对你说吧，这些年我跟着顾顺章担惊受怕，脑袋系在裤腰档上没有过过一点安稳的日子！现在顾顺章归顺了政府，不管怎麽说日子总可以安稳了。顾顺章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我听我男人的。」
周恩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张杏华，你再想一想…… 「周先生，你们走吧！」张杏华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我不用多想了。」
周恩来奇怪地望了她一眼，轻轻地摆了摆头，一言不发，推门走了出去。王竹友、李龙章一下子冲了进来……
「你们……你们想……」
没有等张杏华再说什麽话，王竹友手中的细麻绳已经套住了张杏华的喉咙，他使劲一勒，张杏华瘫软了下去……
周恩来走到外面的小客厅，小客厅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颇有点奇怪，走下楼梯，站在宽敞的天井里，不一会儿赵容跟了过来，站到了他的身边。
周恩来问：「客厅里的那些人呢？」
赵容阴沉地笑了笑，用手抹了下自己的脖子……
「这麽急干什麽！」周恩来颇有点不满，「那个斯励是我的学生，以前救过我们的同志！」
赵容讲：「他已经认出了你，把他放出去不是白白地增加些麻烦？」
「还有那几个人……」
赵容还来不及回答，王竹友急匆匆跑到天井里：「少山，这是从张杏华的首饰盒里搜出来的顾顺章给蒋介石的信。」
「是吗？」周恩来大吃一惊：「信中讲些什麽？」
王竹友回答：「信中说他糊涂多年，早想摆脱共党归顺国府……」
王竹友递过信来，赵容却将信一把抓了过去，周恩来抬起头来望了望漆黑的夜空，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人品质不好，陈赓多次向我反映过，我原谅了他……」
「还有……」洪扬生跨前一步。
「还有什麽事？」周恩来问。
「在亭子间里发现了顾顺章7岁的女儿……」
「留着她干什麽？」赵容不满地说：「留着她也是祸根！」
「不，洪扬生，孩子是无辜的。」周恩来坚持地讲：「你立刻一个人将她送到浦东去，一定要将她安顿好。」
顾顺章家的其他一些亲属怎麽办？」王竹友又问。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统统处理掉！」赵容非常不满地说，他加重了语气：「这一点中央特委已经作出了决定。」
「唉！」周恩来又叹了一口气：「这麽多的□体一定要处理好。」
「这你放心。」王竹友回答：「我们已经弄到了几处空房子，准备在天井里挖几个坑将□体埋下去，然後在上面做一层水泥地坪，一点痕迹也看不出的。」
「那你们快去干吧，」赵容说：「越快越好！」
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关於周恩来的恩人:
上文明显是在为周恩来开脱.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周不可能放走一个与国民党联系如此紧密的证人, 否则上海地下党剩下的同志都要葬送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这一点中央特委已经作出了决定." 党的行动是有铁的纪律的, 周绝不会因个人意气而违背纪律. 革命利益至高无上!
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实际上，我党建立之初，虽说大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具体到个人奋斗的小目标上则不完全相同，特别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再加上斗争的残酷、激烈，所以，很多人难免不从这里面分流出来，走向初衷的反面，顾顺章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 我们经常说人是环境的动物，即使伟大人物、坚定分子也不例外，比如在延安那种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和以后进程的基本稳定的时期内，党内就有很多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追求享乐，比较著名的就是“换老婆”成风，只有许光达等一部分人仍旧坚守阶级本色，以致于被某些人以为是怪物。（《许光达大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191页）稳定的环境改变人，恶劣的环境一样也改变人，顾顺章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最后蜕变成为叛徒也不是偶然的。 I C!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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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讲过一些人其实并不是革命主义者，而是革命的同路人，这句话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批人参加革命是具有很强烈的个人目的与企图的，当这些企图和革命合拍时，他就革命到底，而一旦这些与革命发生冲突时，他就脱离革命，甚至反革命。升官发财本来就是人生与俱来的欲望之一，就其本身来说也无可厚非，这就像性交一样，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受到责难的是非法性交，比如强奸、烂交等。我们今天正统说法中仍旧谴责顾顺章的也在于此，因为他的升官发财让很多曾经是他的同志的革命者丢掉了性命，顾顺章用他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的背景是不值得称道的。 然而，深一层的剖析顾顺章叛变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并不是以前我们教科学一类的课本中说的那么简单、含糊，顾顺章走向革命的反面也是有着一番挣扎的，作为一个人来说，顾顺章能够决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也是有着一番他的计较的。历史的巨浪往往吞没人的个性，而我们作为后来者则不能忽略这些。 顾顺章出身微寒，从来就有出人头地的想法，而在当时的中国，以国民党政权的用人方针看，像顾顺章这样一无根基、二无学历、三无引见的人实在太难，相反，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上层的盘剥的顾顺章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张倒是听得十分入耳，这就让他选择了加入共产党，在中共党内的一段时间里面，顾顺章出生入死、表现不错，得以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主持秘密工作，顾顺章之所以能够跻身政治局，和当时共产国际片面的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有关，像向忠发、卢福坦、盛越等人都是因为这些因素才很快走上党的领导岗位的，他们本身的能力则实在一般，而顾顺章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他是经历过风雨考验的，远的是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近的则是消灭叛徒白鑫等，他做的都很出色。可是，随着白色恐怖的日益深化，顾顺章动摇了。2002年时，一家比较著名的传媒曾经采访过很多高薪人士，他们多数在35岁以下，当问及他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时，几乎有35％的人都说一旦有了保障之后，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尽快退休，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原因是他们目前比较累。想必持有这种心态的人网上的很有朋友也应该是心同此理吧？而这个累无疑就是负荷太重，来自外在的压力太大，要知道这还不过是在和平的环境之中，而当时上海滩的情况是警车呼叫、密探横行，所以，顾顺章动摇的本身还是在于身心的疲惫，之所以疲惫一是很难看到未来，二是生活超级不稳定、危险。顾顺章这才决定摆脱这种处境。
这里我们有必要侧面介绍一下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当然这种恐怖主要是针对中共党人的。邓中夏在四一二以后去上海时曾经亲眼见到一名学生因为书包中有一本包有红颜色书皮的书就被执法队带走，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到上海以后身份暴露，很快就被当街处死，刑法就是砍头。蔡和森被用钉子把四肢钉在墙上，胸口被刺刀捅烂。陈延年因为拒绝在刑场下跪被用乱刀当场砍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顾顺章深知像他这样量级的共产党人一旦被捕又一旦拒不合作所应该受到的处罚是什么样的。 我最近在出差的时候翻看了很多关于顾顺章当年的活动资料，除了我党自己的以外，还有台湾蔡孟坚等人的回忆录，就我个人的感觉，顾顺章的叛变严格上说应该是一种另类的自首。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和顾顺章本人的经历有着一定关联的。中共地下秘密工作是有着严格的纪律与章程的，而身在其中的领导人多数都是训练有素、神出鬼没的，一般情况下很难被俘获，特别是顾顺章这种类型的。尤崇新能在夜总会发现顾顺章，这并非尤崇新的功劳，而应该是顾顺章的功劳，这也就是顾顺章为什么故意滞留一天的原因所在。 换言之，像顾顺章这种人，如果不是他故意出错本心想自首，如果不是直接线上的接头人或者上级叛变，想要捕捉到他是不太现实的。邓中夏受到王明等人排挤以后，一度给派到公开机关工作，邓中夏是名震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坛的工运领袖之一，坐机关等于给敌人送礼，然则就是这样邓中夏也没有被捕，历史上邓中夏的两次被捕都是因为他去的联络机关遭到破坏才落入敌手的，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曾经回忆邓中夏说邓为人非常机敏，陈同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有一次直接就着水龙头冲洗头发，被邓中夏发现以后马上予以制止，邓中夏说：“你（指陈同生）现在身份是工人，上海的工人很少有公开在街上冲头的，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学生。”而最后一次被捕如果不是被引渡的人叛变，敌人也不会知道邓中夏的身份的。（参见《邓中夏传》，魏巍著）邓中夏还不能算作长期做秘密工作的，顾顺章的警惕性能在邓中夏之下吗？党内当时针对澎湃被捕以后的情况曾经下过文件要求地下工作领导人一旦被捕，即便是敌人知道了你的身份，也不要承认，这作为党纪传达，顾顺章自然应该知道，而根据蔡孟坚回忆顾顺章一到地点既不用酷刑，也不用收买，自己就立刻说出自己的身份，南京陈立夫曾一度怀疑顾顺章的身份，也就是因为顾顺章怎么会这样轻易的说出自己的身份呢？（蔡孟坚回忆全文见载台北《传记文学》）这说明顾顺章早就有改换门庭的想法，不过此前发生在顾顺章身上的蛛丝马迹还是给陈赓等人看出来的，只是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顺章叛变以后的活动，顾顺章最后是死于另一次想改换门庭的内讧之中，（具体情节参见《中统头目徐恩曾》、《中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次改换门庭一说是他和戴笠联系起来，二说他要组建新的政党，政党门徒以原来中共叛徒为主，触怒蒋介石。从一些等中统老牌特务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有，都存在。而且也是相辅相成的。 先说第一点，顾顺章不满意徐恩曾对他的使用，这是有理由的，徐恩曾是陈立夫兄弟一手提拔的人，二陈用人路线一向迂腐不堪，第一等要用的是美国留学归来，第二种要用欧洲留学归来，第三种才是其他人才，言必称希腊不说，还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货色，最明显的就是徐恩曾其人，徐恩曾虚荣心极强、能力泛泛，任内几乎没有破获任何大案，相反差点让钱壮飞、李克农掏了老窝。而中统“大家庭”中主要成员像张冲、顾建中等要么文质彬彬、要么满腹经纶，像顾顺章这类出身与行头都一般的人同时又是叛徒的，当然要被打入冷宫。反观军统，戴笠用人则不拘成例、破格提拔，所以，军统后来居上，以后戴笠终于一举攻倒徐恩曾，做了蒋介石手下的第一特务头子。（徐恩曾得到的蒋介石的评语居然是“荒淫无耻、不务正业”八个字，可谓有意思了）而凡是公开或者半公开与中共发生关系的，戴笠一律网罗，不仅如此，戴笠还根据中共的习惯，把军统局内部的职务都向中共靠拢，根据沈醉、文强回忆，戴笠把局本部的一些官职如秘书改为书记等不一而足，用心可算是良苦。（参见沈醉、文强《戴笠其人》，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所以，顾顺章同戴笠一拍即合，准备合作起来。
而顾顺章之所以又想重新组建所谓的新政党，除了捞取政治资本以外，还有就是对国民党的失望，这位在共产党党内看不到希望的顾顺章在对比国民党之后，他彻底有些灰心了，根据张国栋回忆，顾顺章亲口和他讲过这么一段话，顾顺章说：“国民党实在腐败，不要说共产党来对付它，就是没有共产党，我看国民党也不会长久下去，过去我在中共那边有时还以为是宣传，现在进来一看比共党宣传的还厉害十倍不止。”（张国栋《顾顺章在中统》，见《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