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富代表语：
全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法律出台，城管执法“先天不足”。
城管长期“借法执法”，执法主体混乱，执法程序比较随意，执法出现利益化趋势，执法人员素质相对低下。
地方性法规规章的不明确、不具体，给有关各部门留下随意扩大职权范围以及相互推诿、扯皮的空间。
暴力执法、野蛮执法、打死打伤小贩……近年来，有关城管执法的负面新闻，一直都是不绝于耳，以致于在许多人眼里，城管和本来的“城市保姆”定位相差甚远———有位网友在BBS上发帖说，城管“素质低下，动辄就使用暴力，简直是面目可憎”！
“城管执法之所以出现种种不规范，少数甚至给群众带来严重伤痛，其根源在于城管执法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在此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长富的一份议案，得到了许多代表们的一致认同。沈长富认为，为保障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生活秩序和安全，应尽快制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法。
城管执法“先天不足”
事实上，从1997年，我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建立到现在，全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法律出台。根源上的“先天不足”，导致城管工作没有一套科学的工作评价体系，城管长期“借法执法”，执法主体混乱，执法程序比较随意，执法出现利益化趋势，执法人员素质相对低下……“公务化暴力”、“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等字眼频频见诸报端，城市管理面临着诸多难题。
目前，城管执法机构主要依据地方政府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城管执法的权力、职责主要借助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实施。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城管只有对“物”的处理权，而没有对人身进行限制的权力；其执法方式，也主要是罚款和没收财物。
“但正是这种‘借法执法’，造成了大量的弊端。”沈长富代表指出，由于没有规定没收的物品该如何处理，工作中的各种情况也没有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城管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可以随意扩大。
地方性规章“乱打架”
由于缺乏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规范，全国各地纷纷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执法文件。据国务院法制办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拥有地方立法权的80个地方政府中，已有38个为城管执法专门立法，占47.5%，除刚刚通过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的北京外，还有上海、天津、安徽、广西南宁、山东青岛等省市。
“但我们要看到，采取了地方立法模式对城市管理进行规制的城市，毕竟为数不多；而且因为各地立法不一，有关城管执法的主体、职责以及执法范围等本来应当统一的标准，现在也参差不齐，很容易滋生矛盾，出现城管执法难问题。”沈长富认为，地方性法规规章的不明确、不具体，很可能在实际工作中，给有关各部门留下相互推诿、扯皮的空间。
城管管理体制应法制化
结合此次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沈长富代表指出，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服务型政府”这个目标，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法已是迫在眉睫，只有这部法律出台，才能有效指导全国城管执法人员的行为，结束各地城管执法“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局面，从而促使城管管理体制早日步入法制化。
“城管执法的法律性质、权限范围、程序都应该在法律中明确。”沈长富代表认为，该法律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要明确对城管执法的监督，对于一些重大、疑难问题，城管人员必须事前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得到许可后方可采取行动措施；还有一个“事后监督”，就是指在执法人员违法执法时，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提出申诉或起诉，要求及时更正，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