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公务员的法律素质。对于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于是出台了规定：“公务员自学法律知识的时间每年不得少于40学时，并要定期检查，列入年度考核的内容。” 现时中国公务员的法律素质高下，大家眼见自明，不用我来多嘴。
有关部门所以出台要求公务员学法的规定，当然是认为公务员的法律知识有欠缺，需要补课。我以为，对公务员阶层进行法律知识补课十分必要，要大补，甚至是“恶补”。只不过，除了补习法律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怕是还要补上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正义，维护公平，维护秩序这门基础课。否则，其学法用法的结果可能与有关部门的初衷背道而驰。君若不信，试举二例佐证。 例一：广西田林县广播电视局原局长黄华雄长期包养暗娼供自己嫖宿，为了逃避法纪制裁，自命聪明过人的黄华雄要求召开听证会，并在听证会前紧急行动，与妻子离婚，闪电般地与暗娼结为夫妻（见10月31日《云南日报》）。 例二：大连市民杨殿庆，因给大连广播电台“市民心声”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反映物价处罚问题，言及一位市长前任秘书（仅言姓及官职）干预了物价处理决定。这位秘书遂把杨告上法庭。今年5月，判决下达，法庭认为：杨“将所谓听说的事情未经核实，直接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传播，造成不良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侵害原告名誉权。”判决杨殿庆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6000元（见FM365网站11月7日签约评论）。
要讲这两位公务员不懂法，那是胡说。例一中黄局长的举动，以我做律师的专业角度来看，也可谓颇具“专业水准”。因身份关系的改变而导致法律后果改变，在法律上是常有的。刑法领域中的强奸关系演化为通奸关系乃至配偶关系，最初的强奸行为不以强奸罪论处，可以说是个典型。黄局长在听证会的辩解理由也是：覃某（三陪女）与其发生关系时没有向他要钱，不存在金钱交易，所以不是卖淫嫖娼。他们在一起是因为感情方面有了很快的发展，而且已结为合法夫妻，更证明了这一点。可惜，黄局长的辩解最终未能被公安机关接受，而且对其进行了加重处罚。对于这个加重处罚的决定，黄局长是否提起了行政诉讼，未见报道。如果提起，也许会有一个新的结果。
至于例二中的那位秘书，若从法律上看，也没什么超越法律之处，甚至可说是依法处理公务员与百姓纠纷的典范。这位仁兄除了弄到6000元之外，说不定机关年终总结还能弄个表扬呢。 行文至此，连我自己也产生了一种困惑，这两位公务员的行为既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又确实为社会正义、公平、秩序所不容，难道我们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吗？冷静思索，感到，问题的根源固然有法律规定方面的欠缺，但更主要的是这两位公务员一开始就没有把法律知识用于维护公平、正义，而且运用法律知识掩饰、推卸自己的腐败行径，其中，大连的那位秘书还以攻为守，杀一儆百，使众多的杨殿庆们今后有口不敢再开，有苦不敢再言。 有人说，法律对于公务员尤如交通规则对于司机，你只有遵守义务而没有违反的权利。此言有些道理，但不完全准确，至少在现在的中国不完全准确。因为司机是被动地遵守交通规则，并受着交警的监督，而公务员却是主动地运用法律，虽然也受着监督，但更多只是形式上的监督，实质性监督极少，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自律”。
由于是“自律”，公务员们在运用法律的内心信念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倘若公务员学法用法的终极目的不是要用法律知识去处理公务，不是运用法律来维护社会正义、规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环境，而是用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就可能象例一、例二那样，成为其腐败行为的挡箭牌，欺负百姓的狼牙棒。我曾说过，如果法官不具备正义、良心的内心信念基础，其掌握的法律知识越多，对司法公正的损害越大。同理，如果公务员们学法用法的目的不纯，其学得越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学法用法就真有可能变成为“学法害法”了。我觉得，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2000年11月24日
非常的好